“国家需要什么，就去做什么。”7月24日安全配资对比，我国锂电池领域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立泉在中国工程院专题座谈会间隙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道出了他坚守半生的科研初心。
7月8日，86岁的陈立泉获颁“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我国科技最高奖，迄今仅授予39人，王选、袁隆平、屠呦呦等亦曾获此殊荣。
陈立泉院士（右三）在中国工程院专题座谈会上发言，图片来源：每经记者温沐夏摄
从1976年在德国看到那枚纽扣电池的惊鸿一瞥，到如今中国锂电产业冠绝全球，陈立泉用半个世纪的坚守，把一块电池从实验室“孵”成了国家战略支柱产业。座谈会现场，陈立泉结合在中国工程院多年的实践，系统剖析我国锂电产业突围密码、下一代电池技术攻关路径等，并在采访中与每经记者聊起了钠电池前景与AI（人工智能）浪潮下的储能机遇等关键议题。
他指出：“我国在锂电池、钠电池领域的发展速度极快，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元股证券:ygzq.hk那么，如何保持长期领跑？在能源革命与智能浪潮交汇的当下，作为“中国锂电池之父”的陈立泉又看到了哪些新的挑战与路径？
前瞻布局：从“电动交通”到“电动中国”
在座谈会上，陈立泉首先分享的并非具体技术，而是他对国家能源战略的顶层思考。
2004年，他参与中国工程院“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立足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陈立泉等人前瞻性地提出了“发展电动车，取代进口油”的思路。
这背后，是一笔有关国家能源安全的账。燃油车长期依赖石油，而我国石油大量依靠进口，容易受外部因素影响，要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为交通工具寻找新的能源。正是这份源于国家能源安全的焦虑，最终催生了今天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20多年后，当年的设想已经变成现实。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和锂电池产业规模均位居全球前列，而陈立泉的构想也早已超越一辆汽车、一块电池。
“我们最初提出的‘电动汽车’的构想，逐渐拓展为‘电动交通’。”陈立泉在座谈会上表示。在这份设想中，汽车只是起点，火车可以电动化，船舶可以电动化，飞机同样可以电动化。
而“电动交通”又进一步与装备智能化、能源低碳化相融合。由此，一幅内涵丰富的“电动中国”蓝图逐渐清晰。从“电动汽车”到“电动中国”，一词之差，却体现了陈立泉作为战略科学家的远见。
陈立泉接受每经记者采访，图片来源：每经记者温沐夏摄
中国锂电产业又为何能后来居上？面对每经记者的提问，陈立泉说了两个关键词：国家重视、产学研合作。
“原来日本是领先的，后来韩国很快超过了日本，中国为什么最后能做到全球领先？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重视，当时我们希望国家设立相关基金，国家很快就给予了支持。另一个就是鼓励研究单位和企业合作。”陈立泉向每经记者指出，国家的持续投入为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提供了方向，而科研机构与企业的紧密合作，则打通了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关键环节。“宁德时代跟中国科学院的合作就很好。这样整个一条线下来（从科研到产业的全链条贯通），我们才能实现领先。”
如今，中国锂电池产业已经位居全球前列，陈立泉的目光又投向下一轮竞争。他始终坚持将固态电池确定为产业发展的“核心主线”，希望通过持续攻克材料、成本等难题，守住中国在下一代动力电池领域的领先优势。
打破资源瓶颈：从“跟跑”到“领跑”，构建锂、钠双保险
陈立泉的科研生涯，本就是一部中国锂电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突围史。
1976年，36岁的陈立泉被派往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彼时他的研究领域还是晶体生长。一次公众开放日上，一枚纽扣大小的氮化锂电池吸引了他的注意。与一旁笨重的铅酸电池相比，这块电池显得格外轻巧。
优配网入口陈立泉了解到，氮化锂单晶（Li3N）是一种超离子导体，可以用于制备固态电池，未来可能应用到电动汽车上。他意识到，这对缺油少气的中国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于是，他主动申请转换研究方向到当时国内近乎空白的固态离子学研究。
1978年回国后，陈立泉给自己定下目标：三年内在国内立足，再用三年在国际上产生一定影响。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一间由旧鸡舍改造的简陋房间里，他创建了国内首个固态离子学实验室。1988年，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在这里诞生，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
当1991年日本率先将液态锂离子电池商业化时，陈立泉果断“先放下固态，转攻液态”，带领团队攻克难关，于1998年建成中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居世界第一，实现了真正的“弯道超车”。曾经被国外卡脖子的技术，彻底变成中国领跑世界的优势产业。
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泓眼里，老师肯坐冷板凳，也敢闯科研无人区。“陈老师带领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液态锂电池到固液混合电池，又回到全固态锂电池，坚持了几十年，反复迭代，不断攻关。”李泓在座谈会现场表示。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锂离子电池生产国。但在陈立泉看来，领先之中仍有隐忧。
首先是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陈立泉指出：“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70%，锂资源对外依存度更高，部分锂资源甚至接近80%。”而且，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已接近极限，相关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
那么，下一代电池应走向何方？
“我们将固态电池确定为电池产业发展的核心主线，聚力攻克纳米硅碳负极等关键材料。”陈立泉表示，未来要重点解决三项核心难题：一是突破原位固态化技术，二是实现固态界面的精准调控，三是降低固态电池成本。
在他看来，随着这些技术逐步成熟，固态电池有望弥补传统液态锂离子电池在安全性和续航能力方面的短板，进一步赋能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航空航天、新型储能和具身智能等领域。
与此同时，陈立泉认为，立足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国情，钠离子电池的布局同样重要。“我们要依托我国丰富的钠资源，推动钠离子电池在大规模储能、通信备电、电动船舶等普惠型应用场景中落地。”
“发展钠离子电池和钠离子储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降低外部资源供给波动带来的风险。”陈立泉表示，“我国锂资源虽然不算十分贫乏，但与南美‘锂三角’等资源富集地区相比仍有差距，相当一部分锂矿资源需要依靠进口。相比之下，（我国）钠资源储量丰富，在全球范围内分布也更加均匀。”
谈及钠离子电池在车用动力、大规模储能等场景的发展前景时，陈立泉向每经记者直言：“钠电池完全可以成为主角。未来如果能够实现大规模产业化，成本就会降下来，比锂电池和固态电池都更加便宜。不过从目前来看，成本仍比较高。”
布局下一代“王牌”：AI需要“吃”掉更多电
我国电池产业如何长期领跑？对此，陈立泉指出，需锚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做好这“三步走”。
第一步，是继续向基础研究深处扎根，让AI与高通量计算、高通量表征、高通量实验结合起来，加快材料发现和验证，推动更多从0到1的原始创新。
第二步，是跨过实验室与生产线之间的鸿沟，贯通关键材料、电池制造、智能装备和回收利用等完整链条，加快新一代电池工艺定型和关键装备国产化。
第三步，则是让电池技术支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赋能交通电动化、装备智能化和能源清洁化转型，持续“电动中国”建设。
和每经记者聊到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时，陈立泉表示，AI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强大电力的支撑。“如今不少人会通过AI了解信息、询问问题。但我们一定要认识到，AI需要消耗大量电能。如果电力供给跟不上，AI也很难进一步扩大应用。”
这也是“东数西算”工程背后的逻辑。陈立泉解释说：“我国东部地区有大量的数据和算力需求，但电力资源相对有限，而西部地区的风能、太阳能和水能等资源比较丰富，因此需要将一部分算力转移到西部。”
“AI要真正发展起来，储能必须同步发展，这也是我们提出必须大力发展储能的重要原因。无论是锂电储能还是钠电储能，都需要进一步发展。”陈立泉向每经记者指出，即便未来把算力设施送入太空，仍需要太阳能供电，仍需要储能设备，这恰恰是储能产业的重大机遇。
此外，比技术路线更长远的，是人才。陈立泉表示，在技术研究和产业发展过程中，要培养更多青年科技人才，引领他们勇闯科研“无人区”，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
从一块电池到一张能源互联网，陈立泉的思考始终紧扣国家战略需求。这位86岁的科学家安全配资对比，正用他穿越周期的洞察力，为“电动中国”的宏伟蓝图，铺设着最坚实的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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